胡椒改寫歷史—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(下)

1485年,來自熱那亞的冒險家哥倫布(Christopher Columbus)來到里斯本拜謁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(João II)。雄心勃勃的哥倫布冀求國王支持他的航海計劃。他指出,由於地球是圓的,只須向西航行,跨越了大西洋,便會到達富庶的印度,找到胡椒等昂貴香料。慎重的國王咨詢專家的意見後,沒有接納他的提議。1492年,哥倫布在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下,意外地發現新大陸。他的船隊回到西班牙前,還刻意在里斯布貝倫區停留,趾高氣揚的哥倫布,少不免在約翰二世面前炫耀並揶揄一番,後者因錯過這筆生意而悔恨交加、懊惱不已。

「地球是圓的」這套論述,其實並非哥倫布獨創之見。十五世紀時,不少專家已經推算出相同結論,不過未經證實而已。國王的專家推算,印度的位置比哥倫布所估計還要更遠,往西去尋找印度,其高昂成本難以估計。更何況,葡萄牙船隊在東方的探索已漸有成績,毌須另闢蹊徑。因此。國王婉拒了哥倫布的提議。後來事實證明,專家們是正確的,但卻令葡萄牙錯失與新大陸失諸交臂。相反,哥倫布至臨終前還以為自己已到達東印度,雖然他判斷,卻為西班牙在美洲尋得大量白銀。歷史就是如此吊詭,正確的判斷帶來失敗的結局,而錯誤的判斷卻帶來輝煌的成果。

發現新大陸後,西班牙在美洲迅速拓展地盤,葡萄牙因而眼紅,認為其利益受損,兩國出現紛爭。教宗出面調解,兩國簽署了著名的《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》(Treaty of Tordesillas),以瓜分世界。根據條約,雙方同意在大西洋某位置畫一條線,該線以東的新世界土地屬葡萄牙、以西則屬西班牙。從今天看,兩國似乎太過狂妄自大,不過,當年歐洲諸國中,也只有西葡兩國有如此能力,可以動員船隻水手,遠赴萬里以外的海域,就好比上世紀冷戰時期,只有美蘇兩大強國可以派人登陸月球。

雖然沒有得到新大陸,葡萄牙人並未灰心喪意。條約簽署後,他們的船隊便專注於東邊探索。皇天不負苦心人,1498年,華士古達伽馬(Vasco da Gama)到達印度。遺憾的是,約翰二世已經仙遊,坐享其成的是其繼任者曼努埃爾一世(Manuel I)。

其實曼努埃爾能夠登上王位,純屬意外。在眾王位繼承人中,他僅排第六、七位,但排名比他前者,不是早已逝世,就是慘遭打壓。故此,陰差陽錯下,他撿了個大便宜。好事還在後頭,曼努埃爾一世登基兩年後,葡萄牙經營多年的航海事業取得重大突破,財富滾滾而來。他在位期間,適逢葡萄牙迎來空前盛世。前人種樹,他這位後人乘涼,如此福氣,難怪後人稱他為幸運王曼努埃爾(Manuel the Fortunate)。

曼努埃爾一世當然意氣風發,他認為一切並非運氣使然,而是自己乃天命所歸。葡萄牙在他統治下,可以千秋萬載領導世界。他利用海外所得財富,在里斯本貝倫區(Belém)蓋了一座宏偉壯觀而美輪美奐的修道院,用作答謝敬拜上帝的恩賜,又借機替自己歌功頌德。古往今來,為人君主者都愛來這一套,當年中國的乾隆皇帝也撰寫了一本什麼《十全武功記》來自吹自擂。

曼努埃爾所建的修道院就是上篇提及的哲羅姆派修道院(Mosteiro dos Jerónimos)。假如讀者還有印象,葡塔食譜就是透過此修道院的修女,傳入民間。修道院前身是一間小教堂,據說達伽馬出發去尋找印度的前夜,也曾在該教堂向上帝禱告。

修道院為哥德式(Gothic)建築,其裝飾所呈現的乃葡萄牙獨有的曼努埃爾式風格(Manueline)。所謂曼努埃爾式風格,是指其表達主題是與航海及新世界有關。修道院的拱頂,鑲嵌上扭繩的花紋,馬上令人聯想到探險船上的繩索。圓球體的浮雕,代表地球儀,乃曼努埃爾的個人徽號,意思不言而喻。支撐修道院的數根巨型大柱子,外形似棕櫚樹,當時肯定令人嘖嘖稱奇,因為棕櫚樹乃熱帶植物,大部分歐洲人從未見過。修道院內所有動植物浮雕,例如朝鮮薊、花椰菜、大象等,全是來自新世界的奇珍異物。1983年,這家修道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曼努埃爾一世和他的功臣達伽瑪皆安葬於此。

同年登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還有附近的貝倫塔(Torre de Belém)。貝倫塔於1514年動工,當年葡萄牙已擠身世界一流強國,里斯本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貿易都市,其海岸每天船隻熙來攘往。這𥚃的貨物玲瑯滿目,令人目炫。除了胡椒,還有丁香、肉桂、豆蔻、糖、瓷器、絲綢、茶葉、香水、地毯、象牙、檀香木、麝香、番紅花,還有奴隸。貝倫塔主要有三大功能:第一,向來往商船徵稅;第二,守護海岸;第三、囚禁犯人。塔的東北角有一突出的石亭建築,此乃哨崗站,石亭底下有一犀牛頭浮雕,此也是曼努埃爾式風格裝飾。這犀牛可大有來頭,原來當年曼努埃爾一世打算將一頭來自新世界的犀牛贈送教宗,豈料運送途中遇上海難,犀牛連同船隻葬身海底。石亭下的浮雕就是為了紀念那隻可鄰兮兮的犀牛!

朋友解釋,當年貝倫塔距離岸邊約一百餘米,遠航人員最後看到的袓國建築應該就是這七層石塔了。過了石塔後,就是無邊無際而又深不可測、喜怒無常的浩瀚大海了。1755年,里斯本發生嚴重地震,海岸線移動,今日貝倫塔距離陸地僅數步之遙,遊客只須跨過一道木橋就可入內參觀。攀上頂層天台,沿岸景色卷入眼廉。天色一抹蔚藍,白雲不知竄到哪兒去,竟毫無蹤影。陽光溫煦,波光粼粼、水色瀲豔。雖然正值七月盛夏,在海風吹拂下,說不出的凉爽。當年達伽馬啓航也是七月,不知天色是否無異?

貝倫區可以說是地理大發現的濫殤,這道海岸見證了無數的生離死別、得失榮枯。當年,在那旌旗招展下,號角爭鳴,鼓樂喧天,水手們雄糾糾站列在甲板上,他們的家人妻兒在岸邊灑淚相送。風蕭蕭兮易水寒,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船錨拉上,一艘艘滿載著貪婪、野心、夢想的船隻從這裡出發,人人抱著「不破樓蘭終不還」的決心毅然出走,當中有部分人可以名載千秋史冊,但更多無名氏不是被大海吞筮就是遭黃沙淹沒,又或許成為炮火的獵物。

有云:「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」。燕趙則現今中國河北省一帶,該處自古便英雄輩出。想不到在地球上差不多同一緯度卻遙遠的葡萄牙,其土壤也孕育了無數捨生忘死之輩。與其鄰居西班牙人一樣,葡萄牙人身上也流著唐吉訶德(Don Quixote)的血液。地理大發現那羣探險家身上便可窺見這種騎士精神,他們喜愛冒險、嚮往自由、勇敢無懼、尚武而任俠。唐吉訶德的基因,驅使他們仗劍走天涯,去追求理想和榮譽。葡萄牙的傳統音樂法朵(Fado)所表達那股宿命的憂愁,似乎也是騎士精神的延續。這源自封建時代的價值觀,也成為葡萄牙人的精神枷鎖,當歴史擺脫中世紀前往工業革命時,騎士精神也就變得不合時宜,令葡萄牙裏足不前,最終也被逐出一流強國之列。此乃後話。

1498年,達伽馬等人抵達印度卡利卡特(Calicut)。奮鬥了80載,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終於取得豐碩的成果。找到香料來源地後,葡萄牙人陸續在東非、波斯灣、印度建立據點,自此攏斷了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香料貿易,並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。中國明朝時稱卡利卡特為古里,當年鄭和下西洋,曾數度停留,這位偉大的航海家也是在此嚥下人生最後一囗氣。鄭和去逝後,明帝國實施海禁,中國艦隊和其航海事業,也如孤帆遠影,消失在碧空中。從此,這片汪洋大海處於權力真空,直到達伽馬到來。東西方權力平衡,開始逆轉。卡利卡特/古里位於印度西岸,一個強國在此步向衰落,差不多一個甲子後,另一強國又在同一地方崛起,冥冥中似乎有其主宰。當年,鄭和艦隊有船200多艘,兵力超過20,000,相反,達伽馬僅帶領船隻4艘,船員大約170名。比起西方諸國,中國不但在人力物佔有壓倒性優勢,其航海技術也走在世界最前端。擁有如此大好形勢下,嘎然閉關自守,不再過問海洋事務,從此西風壓倒東風。難怪後世中國人回顧這段歴史,皆搖頭嘆息,大感不值。

1500年,卡布拉爾(Pedro Álvares Cabral)奉葡萄牙國王之命前往印度,因海流及風向關係,航道改變,意外發現了今日的巴西。還記得之前提及的《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》嗎?根據條約,西班牙向西發展,而葡萄牙往東。南美洲大部分地方成為西班牙殖民地,唯一例外就是卡布拉爾發現的巴西。時至今日,葡語成為了巴西的官方語言,而其餘南美洲國家的則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。

1509年,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。兩年後,葡萄牙攻陷這座古城,並在當地興建要塞以便長期佔領馬六甲海峽這貿易要衡。時至今日,我們依然可以在馬六甲古城一窺該葡萄牙要塞的斷壁殘垣(見下圖)。當年鄭和也多次訪問馬六甲,並在當地興建貿易站在貨倉。馬六甲國王曾多次遣派使臣前往明帝國朝貢(延伸閱讀:《鄭和與馬六甲》)。隨著後者閉關自守,兩國關係轉淡,馬六甲被葡萄牙入侵時也曾向大明求救,但無功而返。

1513年,葡萄牙人來到中國,因貿易問題和文化差異與明朝軍隊多次磨擦,繼而動武。葡萄牙人眼見中國強大,難以用武力逼其就範,加上西班牙、荷蘭、英國也磨拳擦掌,企圖在海上貿易分一杯羹,由於怕夜上夢多,於是和中國官員商討,欲租借澳門作為貿易點。朝廷與地方官也想息事寧人,於是澳門歸葡萄牙管轄。

1953年,葡萄牙人抵達日本,大量西方知識傳入該東方島國,影響深遠。有人認為,日本的天婦羅(天麩羅)乃源自葡萄牙油炸食品Tempero,因為前者的日語發音 Tempura 與Tempero 非常接近。日本的傳統金平糖日語發音為 Kompeito,也與葡萄牙有關,因為糖果的葡語發音為Confeito。「謝謝」的日語發音為Arigato,葡萄牙人則說Obtigado,發音也巧合地相似。

最有趣的是魚的日語讀音,據說也和葡萄牙人有關。當年葡萄牙人看見日本人進食生魚片,大為震驚,認為他們乃未經開化之野蠻人,斥他們為Sacana。葡語Sacana乃罵人之詞,意思接近英語的Bastard,則指責他人為混蛋、雜種。日本人卻誤為那是魚的讀法,從此以後,魚的日語音為 Sakana!以上種種,真假難辨,多少乃葡萄牙人因本身優越感及對歷史的浪漫情懷而訛傳或誤解,不過,這也許可以説明,當年葡萄牙人對日本帶來之衝擊。

為何葡萄牙被其他國家所超越呢?第一,當其殖民地無限擴張,其人力資源便捉襟見肘,首尾不能兼顧。第二,它的國民傳統保守的羅馬天主教徒,不能容忍異教徒,手段殘忍,樹敵太多,相反,以新教徒為主的英國及荷蘭人則較為務實。第三,未能將賺取的財富投資在科硏及教育,令其競爭力及創新力不足。大國博弈,如同逆水行舟,不進則退,古今皆然。

(回到上篇)

參考書目:
大衛‧藍迪斯著。汪仲、柯淑芬譯。《新國富論─人類窮與富的命運》,台北:時報,1999。
羅傑‧克勞利著。陸大鵬譯。《征服者:葡萄牙帝國的崛起》,台北:馬可孛羅,2017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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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(上)》
《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(下)》
《胡椒改寫歷史—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(上)》

胡椒改寫歷史—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(上)

里斯本西南端的貝倫區(Belem)位於塔古斯河(Tagus River) 下遊,從該處向西航行,很快就會到達大西洋海口。

Pasteis de Belem是區內歴史悠久的糕餅店。其代表性產品葡式蛋塔(Pastel de Nara),是百多前由附近哲羅姆派修道院(Mosteiro dos Jerónimos)的修女所首創。後來修女將葡塔食譜傳給當地某人,該人就是Pasteis de Belem的創業人,葡塔甫推出便大受食客歡迎,餅店由其後人經營至今。

從朋友口中得知,Pasteis de Belem的葡塔食譜,被店家視為高度機密,為防涉密,食譜只能透過口耳相傳,不能筆錄。現時只有三名僱員知道食譜,為了控制風險,店家有嚴格規定,這三名知情僱員不能同時乘搭同一輛交通工具,以防同遭不測,食譜失傳。在同一家餐廳用膳時,三人也不能點同一款食物,以免同時中毒!

熱騰騰的葡塔,其奶油外皮酥脆可口,蛋黃內餡香滑柔較,令人一咬傾心。今時今日,世界各地遊客前來貝倫區,除了參觀附近名勝古蹟,就是為了品賞此店的葡塔。每逢旅季,接揰磨肩的顧客將餅店擠得水洩不通,不論是入內用餐或外賣,動輒用等候大半小時。

五百多年前,貝倫區也是車水馬龍、盛極一時,原因也與食物相關。不過,當年的主角並非葡塔或任何糕點,而是胡椒。

葡萄牙位於歐洲大陸的西南盡頭,北邊和東邊皆與西班牙接壤,南邊朝地中海,西邊則面向大西洋,古人誤以為從此再往西乃世界的盡頭。葡萄牙國土面積小、位置偏遠、資源匱乏,在大國博弈下,它僅充當跑龍套的角色。不過,笨鳥往往先飛,西方地理大發現(Great Discovery,又名大航海時代)的第一棒,歷史選舉了這個不太起眼的蕞爾小國。

八世紀,摩爾人(Moors)入侵伊比利亞半島,該地陷入長期紛亂的局面。摩爾人祖先源自今天的阿拉伯地區,經過長年遷徙進入北非地區,與不同種族混血,其後裔稱為摩爾人。莎士比亞(William Shakespeare)名作《奧賽羅》(Othello)中,那名誤以為愛妻紅杏出牆而將其掐死的威尼斯將領,就是摩爾人。此君應該是西方戲劇世界裡,最為人認識的摩爾人。題外話,由於牽涉種族及政治題材,也難怪《奧賽羅》被視為莎翁筆下最艱澀難懂的作品。

中世紀時期,東方香料非常受到歐洲人青眣,各式各樣的香料中又以胡椒最受歡迎。胡椒可以增添食物風味,而且在未有冰箱的年代,胡椒更可防止食物腐爛。另外,胡椒粒體積細小便於運輸。因此,在中世紀從事香料交易的生意,那巨利令人咋舌。當時歐洲的香料主要源自印度,透過阿拉伯商人運送到黎凡特地區(Levant,地中海東部、中東一帶),以威尼斯人為首的意大利商人,再經地中海運到意大利,然後又轉口到歐洲各地。十五世紀以降,來自中亞的奧圖曼帝國與歐洲交惡,東西方貿易路線受阻,香料在歐洲市場嚴重供不應求。供應量大減又令到價格飆升,商人叫苦連天。(延伸閱讀:《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(上)》《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(下)》)

經過數百年浴血奮戰,葡萄牙人驅逐了摩爾人,建立了世界最早出現的單一民族國家。當時歐洲諸國,不是忙於與他國兵戎相交,就是為內患困擾。相比之下,葡萄牙早已統一,當權者更有條件探索改革圖強之路。葡萄牙與鄰國卡斯提爾(Castilla,今西班牙中北部地區,當時西班牙仍未統一)不太和睦,東行路線受阻。不過,所謂「窮則變,變則通,通則達」,葡萄牙人心想,既然向東不行,不如西下太平洋,再往南,然後繞過非洋,前往富饒的東方。如果能夠從海路直達印度購買香料並依循同一路線帶返歐洲,如此一來,就可以節省經黎凡特地區而繳付的關稅及中介人佣金,那驚人巨利無法估計。

1960年,葡萄牙政府在貝倫區岸邊永久豎起一座混凝土所造的巨型紀念碑,名為「發現者紀念碑」(Monumento aos Descobrimentos)。此碑為了紀念葡萄牙航海事業奠基者恩里克王子(infante D. Henrique,又名享利王子)逝世五百周年及其航海事業而豎立,紀念碑高達52米,外型仿似一艘巨型帆船。恩里克王子的雕像佇立在船首,其左手手握地圖,右手端著一座三桅帆船模型,顯示其運籌唯握、胸懷四海。王子挺著腰,身子筆直、右腳踏前,遠眺前方,暗示他目光遠大、無所畏懼。在船的左右兩側,各有16座雕像,排列在王子身後,從高空俯瞰,如同英文字母"V"字。他們全是地理大發現相關人物,當中包括華士古達伽馬(Vasco da Gama,上圖左三)、卡布拉爾(Pedro Álvares Cabral,上圖左五)、麥哲倫(Fernão de Magalhães,上圖左六)、迪亞士(Bartolomeu Dias)。這33座雕塑唯一一位女性,與航海沒有直接關係,她是恩里克王子的母親蘭卡斯特皇后(Filipa de Lencastre,標題圖左二)。

恩里克父親是葡萄牙國王,眾兄弟中他排第三,與王位無緣。雖然如此,他不願成為一名庸庸碌碌的王親國戚。恩里克熱衷航海事業,醉心於擴大國家的版圖。他招攬不少專家,包括天文學家、地理學家、數學家,專門研究航海路線。他並資助不少前往非洲及西太平洋探索的航海計劃。恩里克並非航海家,但後世尊稱他為航海員恩里克(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)。

在恩里克王子的主導下,葡萄牙人開展人類航海時代的新一頁。航海人員從貝倫出發,前往大西洋及非洲,去探索未知的世界。每次下海遠行,船上除了有領航員、水手、工匠等,隨行的夥伴還包括測量師、地圖繪制員、文書、畫師,他們的工作是要將新世界的所見所聞,包括各地的地理氣候、生態環境、文化宗教、風土民情等巨細無遺記錄下來,帶回祖國要專家學者研究。葡萄牙人也會記下各地區的政治外交關係(例如某國和鄰國家交惡、某部落和另一部落結成聯盟),以便將來與這些國家/ 部落打交道可以採取分而治之、合縱連橫之謀。可以說,每一次航行都為下一次更遠的探索做準備。由於條件不足,船員們在海上要克服無數挑戰,既要迎接狂風呼嘯、白浪滔天,又要忍受酷陽毒照、數九寒天。他們有機會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而導致斷水斷糧。另一方面,他們也可能面臨疾病橫行或船蛆威脅。總之,對當時歐洲人而言,前往那未知的世界冒險,丟掉性命的可能性比去打仗還高。

經過長年累月的艱苦奮鬥,葡萄牙人終於累積到成果,他們所拼湊的新世界大拼圖漸趨完整。

1482年,迪奥戈·康(Diogo Cão)等人抵達非洲西南方並深入剛果河,為歐洲人首次。

1487年,迪亞士船隊發現好望角,歐洲人首次扺達非洲最南端,成功進入印度洋。

1497年,在華士古·達伽馬的帶領下,歐洲人首次經海路到達印度。恩里克王子而作古愈半個甲子。

今天,從歐洲乘搭飛機前往印度僅須八、九小時。當年,葡萄牙人尋找印度足足花了超過八十年。(請看下篇)

 

參考書目:
大衛‧藍迪斯著。汪仲、柯淑芬譯。《新國富論─人類窮與富的命運》,台北:時報,1999。
羅傑‧克勞利著。陸大鵬譯。《征服者:葡萄牙帝國的崛起》,台北:馬可孛羅,2017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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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辛德勒──杉原千畝

八百津町位於日本岐阜縣加茂郡,舉目四望,但見連綿山脈、翠綠縈繞、河川蜿蜒。由於位置偏遠,公車班次疏落,沒有火車可達,最好就是驅車前行。

此行之目的,是為了參觀杉原千畝紀念館。紀念館座落在八百津町人道之丘公園,公園也是為紀念他而開闢的。

多年前,電影《辛德勒的名單》(Schindler’s List,港譯《舒特拉的名單》),票房賣個滿堂紅,讓公衆開始關注在二戰中,那些拯救猶太人的無名英雄。這位杉原千畝,同樣也是猶太人的恩人,更被視為「日本的辛德勒」。

1900年元旦,即20世紀的首天,杉原千畝呱呱墜地了。在如斯特別的日子來到這世界,似乎注定他不平凡的人生。他出身小康家庭,父親在税務機關上班。杉原自幼便展現了過人的語言天賦。他以優異成績中學畢業後,志願是當一名英語老師,但父親希望他考醫科。醫學院舉行入學考試,他僅填上姓名,交了白卷後施然離去。1918年,杉原考上了東京早稻田大學英語系,由於沒有父親經濟支持,他要一邊讀書,一邊工作賺錢交學費。翌年,適逢日本外務省(即外交部)招聘人才,提供海外留學課程、獎學金與及在職培訓。杉原把握機會報名,並獲得接納。

杉原被外務省派到中國哈爾濱進修,學習俄語。這段期間,他認識了上帝,加入當地的東正教教會,從此改變其一生。

1931年,「九一八事變」爆發,日本關東軍佔領了中國東三省。翌年,滿州國(或稱偽滿州國)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成立,杉原往當地日本領事館任職,成為蘇聯專家,專注處理有關蘇聯事務。紀念館展出一份他年輕時所摘寫、厚數十頁的蘇聯硏究報告,顯示他年紀輕輕開始已在外交部嶄露頭角。杉原曾協助日本政府以較低價格,從蘇聯手中買下南滿鐵路,被後者視為眼中釘。

1935年,由於目睹日本軍人對中國老百姓的暴行,他憤而向外務省申請調回日本,並獲得接納。他離開前,還與白俄羅斯籍妻子辦理離婚。

1936年,外務省欲派駐杉原前往莫斯科,不過,由於南滿鐵路一事,蘇聯對其心存芥蒂,事情因此擱在一邊。1937年,他被派往芬蘭赫爾辛基(Helsinki),擔任領事館翻譯。

1939年,杉原被派前往立陶宛考那斯(Kaunas,當時首都)的日本領事館任職,陪同他赴任的有第二任妻子池田菊子及兩名兒子。領事館是樓高兩層的洋房,既是辦公地方,也是他們一家的居所。表面上,杉原是擔任領事,其實他還要負責情報工作。在立陶宛期間,他頻頻與波蘭情報人員接觸,捜集有關德軍動向消息。

此為冗筆。或許讀者會心生疑問,德國距離日本如此遙遠,何故日本人要打聽德軍動向?原來,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,德蘇兩國關係緊張,雙方都各懷鬼胎,兩大強權之間的兵戎相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。另一邊廂,日蘇兩國關係也好不到那裡。蘇聯東邊與日本傀儡政權滿州國接壤,日軍要處處提防對方入侵。日本的如意算盤是,只要德蘇兩國開戰,蘇軍必定傾全國之力應付而無暇東顧,如此一來,日軍便毌須提防蘇軍,可以集中力量進攻中國大陸腹地。

回到正題。1940年7月某個早上,杉原拉開房間窗簾,窗外情景令他吃了一驚。他的領事館有金屬圍欄圍繞著,圍欄外站竟滿黑壓壓的人群,乍看之下,少說也有一、二百人。

那些人表情各異,有人滿臉倦容、有人則心神晃忽、還有人面色凝重、更有人神情哀慟。不少人扶老攜幼,帶著一家人前來。也有人攜帶細軟行李,顯得風麈僕僕,似乎從遠地而來。有人神色焦慮,大力搖晃官邸閘門,恨不得可以破門而入。也有人雙手緊握著欄杆,神色焦慮,前額貼著圍欄,雙目注視領事館動靜,似乎恨不得把頭也探進欄杆內。更有人等得不耐煩,企圖攀越圍欄,進入官邸,幸好馬上被保安人員喝阻。

杉原從使館人員口中得知,門外人士欲入內會見他,料這些人必有要事而來。杉原要職員通知他們,讓他們派四、五名代表入內,他願意接見,聆聽他們陳請。

杉原會見了那幾名代表,原來門外全是猶太人,他們希望取得日本過境簽證(transit visa)。事業原委是如此:當年德軍入侵波蘭,四處逮捕、殺害猶他人,領事館門外的猶太人,大部分是從波蘭亡命而來。他們心知,狼子野心的德國人,很快便會入侵立陶宛,他們必須盡快逃走,否則便兇多吉少。地理上,立陶宛東西分別與蘇聯與波蘭接壤,往西已沒有去路,唯一的出路,便是往東邊的蘇聯,然後再乘搭西伯利亞鐵路(Trans-Siberian Railway),前往蘇聯東岸,再乘船離開,前往他國。按照蘇聯規定,過境人士,又必須有第三國簽證。於是,這群無助的猶太人,便希望能夠獲批日本過境簽證,以便進入蘇聯境內,再從蘇聯,東渡日本,再前往他國。

杉原本身是一名虔誠的教徒,他非常同情猶太人的遭遇。他曾參加當地的猶太人舉行的聚會,耳聞猶太人被德軍殺害的慘怳。不過,作為一名外交人員,他不但要考慮這是否合乎國家利益,而且必須得到外務省批準。

為了幫助猶他人,杉原給外務省發電報,道出事情始末,希望得到允許。外務省否決其情求後,他沒有氣餒,再次陳情己見、據理力爭,結果再一次遭否決。據說,杉原最少發了三封電報,但要求都被駁回。

此時,杉原陷入進退兩難,他十萬分願意幫助那些近乎絕望的猶太人。當時局勢異常緊張,大部分使館已經撤離,自己已是他們的最後希望。不過,假若違抗外務省命令而發出簽證,其政治生涯可能就此斷送。更甚者,當時立陶宛已在蘇聯紅軍控制下,自己在蘇聯人眼皮子底下蹚這渾水,再次得罪對方,不單害了自己,還禍及家人。

其實,杉原要拒發簽證,還有一個借口,那就是:幫了也是白幫。何解?試想,猶太人要從蘇聯西部前往東部,橫跨蘇聯國境遙遙數千里,路程何等遙遠艱辛。蘇聯人也不是省油的燈,猶太人在途隨時會被盤問、扣押、拘捕、勒索、搶劫,實屬吉兇難卜。

被外務省否決所求後,杉原陷入凝思,他徹夜未眠,經過反覆思量、再三躊躇,終於,良知戰勝了理知。他決定不顧一切,幫助這群可憐兮兮的猶太人。甫一作出決定,杉原便在官邸的辦公室逐一會見那些歡天喜地的猶太人,並批出簽證。消息不脛而走,申請者紛至沓來,領事館前排出一條長長的隊伍。

紀念館展品中包括當年杉年所批出的簽證。原來那個年代的簽證,除了要在護照上蓋上印章,還要在旁邊書寫一段文字。雖然申請者為數眾多,在菊子的協助下,杉原很有耐心地寫完又寫、批完再批。

據外務省規定,申請過境簽證者必須符合兩項條件:第一、申請人要出示第三國簽證,以證明自己有另一目的地;第二、要有足夠盤川,可以應付停留日本的起居飲食。不少申請人僅能符合其中一項條件,甚至兩項條件皆不符合者也大有人在,杉原也毫不猶豫接納他們申請。據說,有人甚至沒有護照僅遞上一張白紙,他也照樣批出簽證。他跟自己說,一切盡力而為吧,其餘的就交托上帝。

那段時間,杉原除了睡眠外,每天從早到晚忙著簽證工作。當時他早已接到指令,要調去德國,而領事館也快將關閉。他深知,時間緊迫、刻不容緩,能幫一個算一個。

8月尾,日本領事館關閉。當天,申請人仍絡繹不絕。杉原與家人搬到附近飯店暫住,雖然體力幾近透支,他仍會見申請人、寫簽證。9月5日,他在火車站月台等候前往柏林列車時,仍在拼命地書寫,一秒也不敢鬆懈。到登上火車就座後,看見不少人從車窗外遞入證件,他又繼續揮筆,每寫完一份文件就將其遞出窗外,然後又趕緊寫下一份。須臾,窗外傳來「嗚嗚」之聲,原來是火車鳴笛聲。接著窗外風景開始緩緩移動,轟隆轟隆之聲漸趨急促。杉原寫好手上文件後,旋即扔出窗外。此時,有人在月台上追逐火車,一邊揮手、一邊高聲喊著:「我們不會忘記你!我們會再見面的!」,直到火車絕塵而去。此刻,在車廂內,菊子正坐在丈夫身邊,其淚水如同斷了線的珍珠鍊,潸潸地流下來。

走出紀念館,天色變得昏暗。耳邊掠過的呼嘯,是颼颼風聲,還是孤兒的哀嚎?擱在臉龐上的水點,是霏霏細雨,還是母親的淚水?

大戰過後,杉原一家回到日本。有一天,他回到外務省辦公室後,長官面見他並要他自動辭職。長官沒有直接解釋,僅道:「你知道原因的。」

對於杉原來說,這如同晴天霹靂,他從一名前途無量的外交官成為失業漢。為了養家餬口,杉原當過超級市場與及雜貨店職員。後來,一間貿易公司聘請了他。由於精通俄語,他被派駐莫斯科,待了數年。有一次,杉原的么子(他一共有四名兒子)前去莫斯科探望他,他跟兒子說,晚上要吃大餐。兒子以為父親要帶他去高級餐廳飽吃一頓。豈料,杉原帶他去鄰近的超市,買了一些馬鈴薯和香腸,回到家後,他將一個電爐搬入浴室內,電爐上放了一鍋水,然後便在浴室煮熟那些馬鈴薯和香腸。這就是杉原所說的「大餐」。「大餐」況且如此,可想而知,他平日生活是如何拮据。

1968年,有人從以色列前來拜訪杉原。後者一征,渺無頭緖,不知眼前人是何方神聖。這人道:「杉原先生,雖然你不記得我,但我每天都想起你!」他遞給杉原一份泛黃而有摺痕的紙張,紙上有日本領事館的蓋印和杉原的字跡。那人眼泛淚光,哽咽說:「很多人和我一樣,多年來一直保存著這張紙!」這人是一名猶太人,二戰期間,杉原曾經給他發出日本過境簽證。當年,他就是全靠那份簽證,成功逃過一刧。多年後,他已成為以色列外交人員,但仍念念不忘杉原救命之恩,一直四處尋訪恩人。他曾到過外務省去打聽,得到的答覆是查無此人。幾經辛苦,他終於找到杉原,喜不自勝。杉原百感交集、如夢初醒,紙上的字跡和蓋印早已褪色,但往事卻仿如昨日,瀝瀝在目。

自從立陶宛一別,杉原從此就沒有那羣猶太人的音訊。從這人口中,他方知道,當年有不少猶太人,離開立陶宛後,乘搭西伯利亞鐵路,橫跨蘇聯,到達了東岸城市海嵾威(Valdivosrok),然後再乘船,千辛萬苦下抵達日本敦賀港,保住了性命。這刻,多年來的懸念終於解開,杉原總算老懷安慰。

多年的風霜,杉原從一位風度翩翩、長袖善舞的外交官,成了一名不苛言笑、沉默寡言的白頭老翁。他一直保持低調,從來沒有打算替自己翻案,恢復名譽。他也沒有以猶太人救星自詡,對於當年所做之事,他一直三緘其口,就算是其兒孫,也並不知情。他沒有意圖從中得到任何好處。有一次,以色列方面派人探望杉原,並問他有沒有甚麼可以幫忙。杉原回答對方,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么子能夠去以色列讀大學。

1985年,杉原獲得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獎(Righteous Among Nations),以表揚他對猶太人作出的貢獻,至今,他依然是唯一贏得此獎項的日本人。當時,他已垂垂老矣,身體虛弱,未能遠行,由妻子及長子代為領獎。翌年,他蒙主寵召,以色列遣派了代表團參加其喪禮。自此之後,杉原的事績始在日本國內流傳,成為家傳戶嘵的名字。

杉原是一個特立獨行、不願隨波逐流的人。在父權至上的日本社會,實屬異類。年青時,他違抗父親,放棄唸醫科。在哈爾濱時,他是少數領洗成為教徒的日本人。他恥與殘忍的關東軍為伍,毅然回國。在立陶宛,他又不顧長官反對,義助猶太人。

其實,無論在公在私,杉原有無數理由拒絕猶太人,但最後他仍決定施以援手,原因只有一個:於心不忍。他僅是一名普通外交官,為了做一件正確的事,斷送了前途,換來鬱鬱不得志的後半生。他毫不後悔、毫無怨言。他曾說過:「我給予猶太人簽證,違抗了外務省的命令,但如果我不如此做,就是違背了上帝。」

有云「成事在人,謀事在天」。杉原並非「力拔山兮氣蓋世」的英雄豪傑,更沒有「化腐朽為神奇」的能力。他僅是盡己所為,然後將結果交托自己的主上帝。在立陶宛期間,他批出了1200多份簽證。不過,當時一份簽證,是可以作為整個家庭的旅行文件,有人估計,他拯救了超過6000名猶太人。

杉原的一生,說明平凡人,也可以成就偉大的事。

 

 

相遇在佛羅倫斯:但丁與碧雅翠絲

佛羅倫斯舊城區內,房屋鱗次櫛比、街道錯落有致、巷弄縱橫交錯。在這座古城內,有一條尋常不過的狹窄巷子,聖瑪格麗塔教堂(Chiesa di Santa Margherita dei Cerchi)在巷子內,佇立了將近一千年。 

教堂的立面是由灰蒙蒙的磚塊所推疊成,入囗是挑高的木閘門,閘門就藏身在狹窄巷子內。此種佈局在古城區內比比皆是。如果沒有指示牌,你還以為門後是一座空置的大宅或棄置的倉庫,很容易與敎堂察身而過。這座其貎不揚的教堂內,封塵了一段令大文豪但丁(Dante Alighieri)刻骨銘心的往事。

但丁是西方文壇巨擘,地位能夠與其相提並論者,也僅有莎士比亞(William Shakespeare)、荷馬(Homer)、塞萬提斯(Miguel de Cervantes)等寥寥數人。他出身在佛羅倫斯一個貴族家庭。9歲的那一年,但丁在聖瑪格麗塔教堂遇上了碧雅翠絲(Beatrice Portinari)
 
碧雅翠絲出身在佛羅倫斯,年齡較但丁少一歲。她的家族為銀行世家,權傾一時,並有份資助聖瑪格麗塔教堂。自但丁看見碧雅翠絲第一眼,他已被對方深深吸引,久久不能忘懷。多年後,他在詩集《新生》
(La Vita Nuova)中回憶這段行事:「這個時候,藏在心房裡最深處的生命精靈,開始激烈地顫動起來,就連微弱的脈搏也感覺到震動。一個比我更崇高的神進駐,凌駕我的一切所能。 
 
金庸小說《倚天屠龍記》中,楊不悔告訴張無忌,自己喜歡了他的殷六叔,她說:「無忌哥哥,我小時候甚麽事都跟你說,我要吃個燒餅,便跟你說﹔在路上見到個糖人兒好玩,也跟你說。那時候咱們沒錢買不起,你半夜里去偷了來給我,你還記得麽?」張無忌不禁有些心酸,低聲道:「我記得。」楊不悔按著他手背,說道:「你給了我那個糖人兒,我舍不得吃,可是拿在手里走路,太陽晒著晒著,糖人兒融啦,我傷心得甚麽似的,哭著不肯停。你說再給我找一個,可是從此再也找不到那樣的糖人兒了。你雖然后來買了更大更好的 糖人兒給我,我也不要了,反而惹得我又大哭了一場。那時你很著惱,罵我不聽話,是不是?」張無忌笑著說自己忘記了。她接著道:「我的脾氣很執拗,殷六叔是我第一個喜歡的糖人兒,我再也不喜歡第二個了。」

碧雅翠絲就是但丁的糖人兒。
 
9年後,但丁在河邊再次遇上碧雅翠絲。這時,女方正值碧玉年華,生得娉娉裊裊、蕙質蘭心。這次偶遇,令但丁乍驚乍喜。自遇上碧雅翠絲,對方的嫣然一笑、盈盈一督,令他魂牽夢繫。9年後嘎然而遇,但丁的一顆心噗通噗通的跳,霎時間,他有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整理,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。儘管滿腹墨水,在心上人面前,但丁說話結結巴巴。碧雅翠絲與他寒喧數句之後,一笑而別。詩人在《新生》憶迹該次重逢:「她那令人眷戀的幾聲問候,我的憤世嫉俗煙消雲散。慈愛如火,在我心中燃起。如果有人問起,我會回答, 那是一份添上謙遜的愛意!」
 
如果說,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位沈佳宜,毫無疑問,碧雅翠絲就是但丁心中的沈佳宜。

3年後,碧雅翠絲下嫁他人,對方出身銀行世家,二人也屬門當戶對。奈何,紅顏薄命,婚後3年,她就因病去世,享年僅24歲。據記載,她被安葬在聖瑪格麗塔教堂。不過,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,認為這只是他人一廂情願。


姑不論真相如何,時至今日,
聖瑪格麗塔教堂已成為一座愛情聖地。教堂室內不算寬敞,四周光線不足,卻彌漫一片祥和,氣氛莊嚴肅穆。悠久的歲月替它添上脫落的牆壁、斑駁的列紋與褪色的台階。曾去過不少歐洲的教堂,相比之下,這處沒有多餘的裝潢,沒有栩栩如生的精緻浮雕、沒有絢爛奪目的彩繪玻璃、也沒有巧奪天工的穹頂或拱頂。這座教堂顯得樸素無華,如同但丁那份純潔無瑕的愛。這也許是教堂設計者用心良苦,希望信徒能夠聚精會神,在心無旁騖下向上帝禱告。

教堂牆壁上鑲嵌一塊紀念牌,標示碧絲下葬於此。紀念牌旁邊有一竹籃,籃子裝滿了紙條。原來這𥚃有一項傳統,來訪者可以寫信給碧雅翠絲,以求願望成真。那些紙條全是給她的書信。多年來,無數痴男怨女、苦命鴛鴦在此禱告,祈求愛情能夠修成正果。祭壇上搖曳的燭光正幽幽訴說著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。
十三世紀末葉,佛羅倫斯政治鬥爭異常熾熱,忠於教宗的黑黨與追求獨立的白黨水火不容。1301年,黑黨人士掌權,到處殘害異己,作為白黨人士的但丁被當局放逐,直到終老也未能回到故鄉。他在過著顚沛流離的日子期間,完成了鴻篇巨著《神曲》(La Divina Commedia)

此為冗筆。唐代詩人崔護那首《題都城南莊》膾炙人口,孟棨借題發揮,寫了一則動人的愛情故事。話說某年清明,詩人崔護獨自去城外郊遊,走到半路,看到一戶人家,便上前扣門,應門者竟是一位桃腮杏臉的少女。崔護自報姓名,向少女討了一杯水。片刻後,少女從屋內端了一碗水,遞給詩人。二人四目交投,互生情愫。崔護回到家後,念念不忘該名少女。翌年清明,他重回故地,但大門已緊閉,他感到悵然若失,便在木門上題了一首詩後離去,詩曰:「去年今日此門中,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,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數天後,他按奈不住,於是又回到那間農舍。到了門口,屋內竟傳出哭泣聲。崔護敲門,一位老翁應門而出,問道:「你是崔護嗎?」崔護說是。老翁哭著說:「自從去年和你見面後,便鬱鬱寡歡,茶飯不思,前幾天,我們回家後,女兒看到門口的題字便一病不起,不久便去世了。這都是讓你給害死的!」崔護悲慟不已,他走入屋內,但見少女躺在床上,早已斷氣。崔護不禁悲從中來,嚎啕大哭。須臾,奇蹟出現,少女緩緩張開雙眸,她竟然死而復生,後來更與崔護成了親,皆大歡喜。(順便一提,二十多年前,台劇《人面桃花》中,男主角馬景濤所飾演的就是這位崔護。

納蘭容若詩言:「人生若只如初見, 何事秋風悲畫扇? 」。有云往事並如煙,對但丁來說,一切依然歷歷在目,如同初見。伊人的倩影,早已鑲嵌在他心靈深處,留下了永恆烙印。多年後,但丁在《神曲》裡,寫下自己和碧雅翠絲的「結局」。不過,他所寫的,並非如同崔護和桃花少女的團圓式結局。
 
在小說中,但丁幻想自己無意闖入一處黑暗森林,他遇見羅馬詩人維吉爾(Publius Vergilius Maro),後者陪伴他通過地獄與煉獄。這時侯,碧雅翠絲出現了,並引領但丁進入天堂,令他獲得救贖。
 
文人生命中的漣漪、波瀾、驚濤,種種失意、考驗、苦難,往往化成他們的繆思女神,讓他們破繭而出。

白先勇赴美留學期間,受到異國文化的衝擊,加上思鄉情切,令到他的文學創作漸趨成熟。

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,渡過了一段艱辛歲月,啓發他寫成《圍城》這套經典名著。

歌德(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)年輕失戀,以文字抒懷,寫了《少年維持的煩惱》(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)這部曠世之作。(延伸閱讀:《少年歌德的煩惱》)

歐威爾(George Orwell)與海明威(Ernest Hemingway)不約而同都經歷過西班牙內戰(Spanish civil War),二人將所見所聞,分別寫成《向加泰隆尼亞致敬》(Homage to Catalonia)及《戰地鐘聲》(For Whom the Bell Toes)兩部巨著。

但丁對碧雅翠絲的愛意,經過多年的昇華、發酵,愛人成了開啟天堂之門的天使,他自己獲得了救贖,《神曲》也得以茁壯成長。

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(下)

威尼斯大運河(Grand Canal)每天都是船來船往,那水面上泛起的點點白光,數百年如一天,突顯這座偉大水都生生不息。聖馬可廣場(St Mark’s Square)的大教堂莊嚴華麗,當年威尼斯共和國(Republic of Venice)的將士出征前及凱旋歸國後都會在此舉行彌撒。教堂內煙霧繚繞,朝聖者絡繹不絕,每逢旅遊旺季動輒要排隊大半小時方可入內參觀。教堂外,廣場鐘樓挺著腰翹首眺望遠方,不知它是否在期盼遊子早日歸家?廣場上的柱廊,張開雙臂,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到訪者。

遙想當年,這裡曾是世界貿易中心,其繁榮盛況,可勾勒出一軸西洋版的《淸明上河圖》卷畫。每逢交易季節,到處人聲鼎沸、接踵磨肩,街上出現無數穿上奇珍異服的人士,世界各地的商人都聚首威尼斯。市場上羅列了從各處採購的商品,黃金、琥珀、寶石、珍珠、銅、錫、絲綢、瓷器、棉花、羊毛、丁香、肉桂、胡椒、獸皮、象牙、木材,更有各種膚色的奴隷。各類數不盡的奇珍異寶,讓人目不暇給、眼花繚亂。另一邊廂,碼頭工人忙到不可開交、汗流浹背,他們忙著搬貨、裝貨、卸貨。靠岸及離岸的漿舶船實在太多划漿人小心翼翼,以防意外。河道上經常出現兩船迎面而來之情景,乍看之下似快要相撞,情況險象環生,但各船的划漿人則從容不迫,似乎互有默契,各人輕輕一撥其手中木漿,兩船擦身而過,一場意外頓時消融於無形,划漿人之手法實在妙到毫㒹。

《威尼斯商人》(The Venice of Merchant) 乃莎士比亞(William Shakespeare)最有影響力喜劇之一。劇中安東尼奧為了助好友早日與心上人結成秦晉之好,不惜向猶太富商夏洛克借貸,並向對方承諾,若逾期未未能還款,則割下自己身上一磅之肉以作還債。後來安東尼奧的貨船在海上遇險,他因資金週轉困難而逾期未能還款,被迫與夏洛克對簿公堂。後來劇情當然峯迴路轉,前者免收皮肉之災,其友亦順利完婚。此劇首演於1598年,當時威尼斯已開始衰落,但仍是地中海強權。多年來,此劇引來無數爭議(例如作者是否同情夏洛克、又例如安東尼奧之性取向),但有一點則無容置疑,當時威尼斯是的確存在商業法庭(當然割肉抵債多半是小説家言)。

根據黃仁宇教授所著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》,中世紀的威尼斯就已經有專門處理商業訴訟的法庭,稱之為Curia Di petizion,當事人可自僱律師。該書也指出,當時也出現類似股份制的投資,名collenganza。不但如此,該城更有滙款、信貸、海上保險、法律、經紀等商業服務。以上種種,威尼斯的商業制度,是走在歷史前端。

由於特殊地利環境,威尼斯耕地匱乏,因此沒有地主與佃農的階級對立情況。另外,水患頻繁,加上全城皆商,凡此種種,使到居民有共同價值觀念,也孕育了與封建制度大相徑庭的共和國。此共和國也並非現代觀念之共和國,其總督(即最高長官)並非全國一人一票選出,但也不是父傳子的世襲制度,而是議會中選出41名選舉人所選出。頗堪玩味的是,選出該41名選舉人的過程是非常稀奇古怪而又複雜繁瑣。

根據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》所述,當局會先在議會合資格的會員內抽籤而產生30人,此30人又要再抽籤淘汰剩9人,然後由這9人負責選出40人。下一步,該40人要抽籤淘汰剩12人,這12人要負責選舉25人。然後再下一步,這25人又再抽籤減至9人,此9人又要選舉45人。第四步,這45人又要再抽籤淘汰為11人,而這11人才負責選舉最終那41位選舉人。簡而言之,就是經過5次抽籤再加4次提名選舉,產生41位選舉人,最終才由這41位選舉人選出總督。

如此令人頭暈目眩的制度,就是為了防止有人操控選舉。另外,威尼斯人也制定不少規則,防範總督以權謀私或私通外敵。例如,總督接受禮物不可超出規定上限,而且不得與教宗及他國元首有私人信件來往。縱觀威尼斯共和國數百年歷史,其政局也大致和平穩定。

上篇提到,1204年4月,威尼斯人和十字軍攻入了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,洗刧一番。更最重要是,威尼斯趁勢控制了黎凡特地區(Levant,地中海東部、中東一帶),進一步擴大其貿易版圖。黎凡特自古就東西方貿易要衝。大航海時代前,大部分來自東方的商人先將貨物運抵黎凡特,然後再由意大利商人經地中海轉送到歐洲大陸各地。掌握了黎凡特地區,貿易航線自然也牢牢握在手中。當其他強權忙於攻城掠地,威尼斯人則集中精力擴闊其海上版圖。他們在亞德里亞海及地中海東沿岸地區建立殖民地或親威尼斯政權,並在這些地方興建港口、倉庫、船塢、要塞。克里特島(Crete)和塞浦路斯島(Cyprus)都曾經成為威尼斯殖民地。另外,他們又與其他國家締結友好外交關係,爭取設立自由貿易區或免稅區。他們會不顧教宗反對與異教徒來往、交易。他們曾得到蒙古人的允許,在黑海(Black Sea)的東北岸建立貿易據點。

威尼斯人的目的,就是利用其縱橫裨闔、靈活多變的外交政策(必要時動武),以壟斷貿易航運路及確保其暢通無阻。縱觀歷史,後來者如葡、西、荷、英、美等國之戰略,與威尼斯都有異曲同工之處。看歷史,也是為了鑑古而知今。

人有勝敗榮辱,國有興衰盛亡,威尼斯共和國也不例外。那麼,為何威尼斯會走向衰退?首先,人口不足是其弱點,最高峰也是維持十多萬,一場軍事敗仗利令其短時間內難以復原。十五世紀以降,來自中亞的奧圖曼帝國向西擴張,在地中海東部及巴爾幹半島擁有不少殖民的威尼斯自然首當其衝,雙方多兵戎相見。奧圖曼人口超過百萬,君主可以憑其意志徵召大軍壓境,秋天戰軍方,春天又來犯,今年打完,明年又捲土重來。相反,威尼斯就沒有如此國力,與奧圖曼交戰,前者往往力不從心,陷於被動和捱打,其貿易路線也受阻隔。1498年,葡萄牙人成功繞過非洲南岸,發現通往亞洲的新貿易航線,地中海作為東西貿易樞紐的地位漸漸式微。

十六世紀起,威尼斯在世界貿易的領導地位開始減弱。再下一個世紀,它從一個世界貿易之都逐漸轉營為旅遊城市。同一時期,這裡也成為富豪權貴留連忘返之地,城內到處充斥著紙醉金迷、聲色犬馬的場所。1797,拿破崙(Napoléon Bonaparte)兵臨城下,共和國走下歴史舞台。拿破崙倒台後,威尼斯又被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吞併,直至意大利建國。
(回到上篇)

參考資料:
黃仁宇著。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》,台北:聯經 ,1991。
羅傑‧克勞利著。陸大鵬、張騁譯。《財富之城: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》,台北:馬可孛羅,2017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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