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的辛德勒──杉原千畝

八百津町位於日本岐阜縣加茂郡,舉目四望,但見連綿山脈、翠綠縈繞、河川蜿蜒。由於位置偏遠,公車班次疏落,沒有火車可達,最好就是驅車前行。

此行之目的,是為了參觀杉原千畝紀念館。紀念館座落在八百津町人道之丘公園,公園也是為紀念他而開闢的。

多年前,電影《辛德勒的名單》(Schindler’s List,港譯《舒特拉的名單》),票房賣個滿堂紅,讓公衆開始關注在二戰中,那些拯救猶太人的無名英雄。這位杉原千畝,同樣也是猶太人的恩人,更被視為「日本的辛德勒」。

1900年元旦,即20世紀的首天,杉原千畝呱呱墜地了。在如斯特別的日子來到這世界,似乎注定他不平凡的人生。他出身小康家庭,父親在税務機關上班。杉原自幼便展現了過人的語言天賦。他以優異成績中學畢業後,志願是當一名英語老師,但父親希望他考醫科。醫學院舉行入學考試,他僅填上姓名,交了白卷後施然離去。1918年,杉原考上了東京早稻田大學英語系,由於沒有父親經濟支持,他要一邊讀書,一邊工作賺錢交學費。翌年,適逢日本外務省(即外交部)招聘人才,提供海外留學課程、獎學金與及在職培訓。杉原把握機會報名,並獲得接納。

杉原被外務省派到中國哈爾濱進修,學習俄語。這段期間,他認識了上帝,加入當地的東正教教會,從此改變其一生。

1931年,「九一八事變」爆發,日本關東軍佔領了中國東三省。翌年,滿州國(或稱偽滿州國)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成立,杉原往當地日本領事館任職,成為蘇聯專家,專注處理有關蘇聯事務。紀念館展出一份他年輕時所摘寫、厚數十頁的蘇聯硏究報告,顯示他年紀輕輕開始已在外交部嶄露頭角。杉原曾協助日本政府以較低價格,從蘇聯手中買下南滿鐵路,被後者視為眼中釘。

1935年,由於目睹日本軍人對中國老百姓的暴行,他憤而向外務省申請調回日本,並獲得接納。他離開前,還與白俄羅斯籍妻子辦理離婚。

1936年,外務省欲派駐杉原前往莫斯科,不過,由於南滿鐵路一事,蘇聯對其心存芥蒂,事情因此擱在一邊。1937年,他被派往芬蘭赫爾辛基(Helsinki),擔任領事館翻譯。

1939年,杉原被派前往立陶宛考那斯(Kaunas,當時首都)的日本領事館任職,陪同他赴任的有第二任妻子池田菊子及兩名兒子。領事館是樓高兩層的洋房,既是辦公地方,也是他們一家的居所。表面上,杉原是擔任領事,其實他還要負責情報工作。在立陶宛期間,他頻頻與波蘭情報人員接觸,捜集有關德軍動向消息。

此為冗筆。或許讀者會心生疑問,德國距離日本如此遙遠,何故日本人要打聽德軍動向?原來,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,德蘇兩國關係緊張,雙方都各懷鬼胎,兩大強權之間的兵戎相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。另一邊廂,日蘇兩國關係也好不到那裡。蘇聯東邊與日本傀儡政權滿州國接壤,日軍要處處提防對方入侵。日本的如意算盤是,只要德蘇兩國開戰,蘇軍必定傾全國之力應付而無暇東顧,如此一來,日軍便毌須提防蘇軍,可以集中力量進攻中國大陸腹地。

回到正題。1940年7月某個早上,杉原拉開房間窗簾,窗外情景令他吃了一驚。他的領事館有金屬圍欄圍繞著,圍欄外站竟滿黑壓壓的人群,乍看之下,少說也有一、二百人。

那些人表情各異,有人滿臉倦容、有人則心神晃忽、還有人面色凝重、更有人神情哀慟。不少人扶老攜幼,帶著一家人前來。也有人攜帶細軟行李,顯得風麈僕僕,似乎從遠地而來。有人神色焦慮,大力搖晃官邸閘門,恨不得可以破門而入。也有人雙手緊握著欄杆,神色焦慮,前額貼著圍欄,雙目注視領事館動靜,似乎恨不得把頭也探進欄杆內。更有人等得不耐煩,企圖攀越圍欄,進入官邸,幸好馬上被保安人員喝阻。

杉原從使館人員口中得知,門外人士欲入內會見他,料這些人必有要事而來。杉原要職員通知他們,讓他們派四、五名代表入內,他願意接見,聆聽他們陳請。

杉原會見了那幾名代表,原來門外全是猶太人,他們希望取得日本過境簽證(transit visa)。事業原委是如此:當年德軍入侵波蘭,四處逮捕、殺害猶他人,領事館門外的猶太人,大部分是從波蘭亡命而來。他們心知,狼子野心的德國人,很快便會入侵立陶宛,他們必須盡快逃走,否則便兇多吉少。地理上,立陶宛東西分別與蘇聯與波蘭接壤,往西已沒有去路,唯一的出路,便是往東邊的蘇聯,然後再乘搭西伯利亞鐵路(Trans-Siberian Railway),前往蘇聯東岸,再乘船離開,前往他國。按照蘇聯規定,過境人士,又必須有第三國簽證。於是,這群無助的猶太人,便希望能夠獲批日本過境簽證,以便進入蘇聯境內,再從蘇聯,東渡日本,再前往他國。

杉原本身是一名虔誠的教徒,他非常同情猶太人的遭遇。他曾參加當地的猶太人舉行的聚會,耳聞猶太人被德軍殺害的慘怳。不過,作為一名外交人員,他不但要考慮這是否合乎國家利益,而且必須得到外務省批準。

為了幫助猶他人,杉原給外務省發電報,道出事情始末,希望得到允許。外務省否決其情求後,他沒有氣餒,再次陳情己見、據理力爭,結果再一次遭否決。據說,杉原最少發了三封電報,但要求都被駁回。

此時,杉原陷入進退兩難,他十萬分願意幫助那些近乎絕望的猶太人。當時局勢異常緊張,大部分使館已經撤離,自己已是他們的最後希望。不過,假若違抗外務省命令而發出簽證,其政治生涯可能就此斷送。更甚者,當時立陶宛已在蘇聯紅軍控制下,自己在蘇聯人眼皮子底下蹚這渾水,再次得罪對方,不單害了自己,還禍及家人。

其實,杉原要拒發簽證,還有一個借口,那就是:幫了也是白幫。何解?試想,猶太人要從蘇聯西部前往東部,橫跨蘇聯國境遙遙數千里,路程何等遙遠艱辛。蘇聯人也不是省油的燈,猶太人在途隨時會被盤問、扣押、拘捕、勒索、搶劫,實屬吉兇難卜。

被外務省否決所求後,杉原陷入凝思,他徹夜未眠,經過反覆思量、再三躊躇,終於,良知戰勝了理知。他決定不顧一切,幫助這群可憐兮兮的猶太人。甫一作出決定,杉原便在官邸的辦公室逐一會見那些歡天喜地的猶太人,並批出簽證。消息不脛而走,申請者紛至沓來,領事館前排出一條長長的隊伍。

紀念館展品中包括當年杉年所批出的簽證。原來那個年代的簽證,除了要在護照上蓋上印章,還要在旁邊書寫一段文字。雖然申請者為數眾多,在菊子的協助下,杉原很有耐心地寫完又寫、批完再批。

據外務省規定,申請過境簽證者必須符合兩項條件:第一、申請人要出示第三國簽證,以證明自己有另一目的地;第二、要有足夠盤川,可以應付停留日本的起居飲食。不少申請人僅能符合其中一項條件,甚至兩項條件皆不符合者也大有人在,杉原也毫不猶豫接納他們申請。據說,有人甚至沒有護照僅遞上一張白紙,他也照樣批出簽證。他跟自己說,一切盡力而為吧,其餘的就交托上帝。

那段時間,杉原除了睡眠外,每天從早到晚忙著簽證工作。當時他早已接到指令,要調去德國,而領事館也快將關閉。他深知,時間緊迫、刻不容緩,能幫一個算一個。

8月尾,日本領事館關閉。當天,申請人仍絡繹不絕。杉原與家人搬到附近飯店暫住,雖然體力幾近透支,他仍會見申請人、寫簽證。9月5日,他在火車站月台等候前往柏林列車時,仍在拼命地書寫,一秒也不敢鬆懈。到登上火車就座後,看見不少人從車窗外遞入證件,他又繼續揮筆,每寫完一份文件就將其遞出窗外,然後又趕緊寫下一份。須臾,窗外傳來「嗚嗚」之聲,原來是火車鳴笛聲。接著窗外風景開始緩緩移動,轟隆轟隆之聲漸趨急促。杉原寫好手上文件後,旋即扔出窗外。此時,有人在月台上追逐火車,一邊揮手、一邊高聲喊著:「我們不會忘記你!我們會再見面的!」,直到火車絕塵而去。此刻,在車廂內,菊子正坐在丈夫身邊,其淚水如同斷了線的珍珠鍊,潸潸地流下來。

走出紀念館,天色變得昏暗。耳邊掠過的呼嘯,是颼颼風聲,還是孤兒的哀嚎?擱在臉龐上的水點,是霏霏細雨,還是母親的淚水?

大戰過後,杉原一家回到日本。有一天,他回到外務省辦公室後,長官面見他並要他自動辭職。長官沒有直接解釋,僅道:「你知道原因的。」

對於杉原來說,這如同晴天霹靂,他從一名前途無量的外交官成為失業漢。為了養家餬口,杉原當過超級市場與及雜貨店職員。後來,一間貿易公司聘請了他。由於精通俄語,他被派駐莫斯科,待了數年。有一次,杉原的么子(他一共有四名兒子)前去莫斯科探望他,他跟兒子說,晚上要吃大餐。兒子以為父親要帶他去高級餐廳飽吃一頓。豈料,杉原帶他去鄰近的超市,買了一些馬鈴薯和香腸,回到家後,他將一個電爐搬入浴室內,電爐上放了一鍋水,然後便在浴室煮熟那些馬鈴薯和香腸。這就是杉原所說的「大餐」。「大餐」況且如此,可想而知,他平日生活是如何拮据。

1968年,有人從以色列前來拜訪杉原。後者一征,渺無頭緖,不知眼前人是何方神聖。這人道:「杉原先生,雖然你不記得我,但我每天都想起你!」他遞給杉原一份泛黃而有摺痕的紙張,紙上有日本領事館的蓋印和杉原的字跡。那人眼泛淚光,哽咽說:「很多人和我一樣,多年來一直保存著這張紙!」這人是一名猶太人,二戰期間,杉原曾經給他發出日本過境簽證。當年,他就是全靠那份簽證,成功逃過一刧。多年後,他已成為以色列外交人員,但仍念念不忘杉原救命之恩,一直四處尋訪恩人。他曾到過外務省去打聽,得到的答覆是查無此人。幾經辛苦,他終於找到杉原,喜不自勝。杉原百感交集、如夢初醒,紙上的字跡和蓋印早已褪色,但往事卻仿如昨日,瀝瀝在目。

自從立陶宛一別,杉原從此就沒有那羣猶太人的音訊。從這人口中,他方知道,當年有不少猶太人,離開立陶宛後,乘搭西伯利亞鐵路,橫跨蘇聯,到達了東岸城市海嵾威(Valdivosrok),然後再乘船,千辛萬苦下抵達日本敦賀港,保住了性命。這刻,多年來的懸念終於解開,杉原總算老懷安慰。

多年的風霜,杉原從一位風度翩翩、長袖善舞的外交官,成了一名不苛言笑、沉默寡言的白頭老翁。他一直保持低調,從來沒有打算替自己翻案,恢復名譽。他也沒有以猶太人救星自詡,對於當年所做之事,他一直三緘其口,就算是其兒孫,也並不知情。他沒有意圖從中得到任何好處。有一次,以色列方面派人探望杉原,並問他有沒有甚麼可以幫忙。杉原回答對方,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么子能夠去以色列讀大學。

1985年,杉原獲得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獎(Righteous Among Nations),以表揚他對猶太人作出的貢獻,至今,他依然是唯一贏得此獎項的日本人。當時,他已垂垂老矣,身體虛弱,未能遠行,由妻子及長子代為領獎。翌年,他蒙主寵召,以色列遣派了代表團參加其喪禮。自此之後,杉原的事績始在日本國內流傳,成為家傳戶嘵的名字。

杉原是一個特立獨行、不願隨波逐流的人。在父權至上的日本社會,實屬異類。年青時,他違抗父親,放棄唸醫科。在哈爾濱時,他是少數領洗成為教徒的日本人。他恥與殘忍的關東軍為伍,毅然回國。在立陶宛,他又不顧長官反對,義助猶太人。

其實,無論在公在私,杉原有無數理由拒絕猶太人,但最後他仍決定施以援手,原因只有一個:於心不忍。他僅是一名普通外交官,為了做一件正確的事,斷送了前途,換來鬱鬱不得志的後半生。他毫不後悔、毫無怨言。他曾說過:「我給予猶太人簽證,違抗了外務省的命令,但如果我不如此做,就是違背了上帝。」

有云「成事在人,謀事在天」。杉原並非「力拔山兮氣蓋世」的英雄豪傑,更沒有「化腐朽為神奇」的能力。他僅是盡己所為,然後將結果交托自己的主上帝。在立陶宛期間,他批出了1200多份簽證。不過,當時一份簽證,是可以作為整個家庭的旅行文件,有人估計,他拯救了超過6000名猶太人。

杉原的一生,說明平凡人,也可以成就偉大的事。

 

 

相遇在佛羅倫斯:但丁與碧雅翠絲

佛羅倫斯舊城區內,房屋鱗次櫛比、街道錯落有致、巷弄縱橫交錯。在這座古城內,有一條尋常不過的狹窄巷子,聖瑪格麗塔教堂(Chiesa di Santa Margherita dei Cerchi)在巷子內,佇立了將近一千年。 

教堂的立面是由灰蒙蒙的磚塊所推疊成,入囗是挑高的木閘門,閘門就藏身在狹窄巷子內。此種佈局在古城區內比比皆是。如果沒有指示牌,你還以為門後是一座空置的大宅或棄置的倉庫,很容易與敎堂察身而過。這座其貎不揚的教堂內,封塵了一段令大文豪但丁(Dante Alighieri)刻骨銘心的往事。

但丁是西方文壇巨擘,地位能夠與其相提並論者,也僅有莎士比亞(William Shakespeare)、荷馬(Homer)、塞萬提斯(Miguel de Cervantes)等寥寥數人。他出身在佛羅倫斯一個貴族家庭。9歲的那一年,但丁在聖瑪格麗塔教堂遇上了碧雅翠絲(Beatrice Portinari)
 
碧雅翠絲出身在佛羅倫斯,年齡較但丁少一歲。她的家族為銀行世家,權傾一時,並有份資助聖瑪格麗塔教堂。自但丁看見碧雅翠絲第一眼,他已被對方深深吸引,久久不能忘懷。多年後,他在詩集《新生》
(La Vita Nuova)中回憶這段行事:「這個時候,藏在心房裡最深處的生命精靈,開始激烈地顫動起來,就連微弱的脈搏也感覺到震動。一個比我更崇高的神進駐,凌駕我的一切所能。 
 
金庸小說《倚天屠龍記》中,楊不悔告訴張無忌,自己喜歡了他的殷六叔,她說:「無忌哥哥,我小時候甚麽事都跟你說,我要吃個燒餅,便跟你說﹔在路上見到個糖人兒好玩,也跟你說。那時候咱們沒錢買不起,你半夜里去偷了來給我,你還記得麽?」張無忌不禁有些心酸,低聲道:「我記得。」楊不悔按著他手背,說道:「你給了我那個糖人兒,我舍不得吃,可是拿在手里走路,太陽晒著晒著,糖人兒融啦,我傷心得甚麽似的,哭著不肯停。你說再給我找一個,可是從此再也找不到那樣的糖人兒了。你雖然后來買了更大更好的 糖人兒給我,我也不要了,反而惹得我又大哭了一場。那時你很著惱,罵我不聽話,是不是?」張無忌笑著說自己忘記了。她接著道:「我的脾氣很執拗,殷六叔是我第一個喜歡的糖人兒,我再也不喜歡第二個了。」

碧雅翠絲就是但丁的糖人兒。
 
9年後,但丁在河邊再次遇上碧雅翠絲。這時,女方正值碧玉年華,生得娉娉裊裊、蕙質蘭心。這次偶遇,令但丁乍驚乍喜。自遇上碧雅翠絲,對方的嫣然一笑、盈盈一督,令他魂牽夢繫。9年後嘎然而遇,但丁的一顆心噗通噗通的跳,霎時間,他有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整理,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。儘管滿腹墨水,在心上人面前,但丁說話結結巴巴。碧雅翠絲與他寒喧數句之後,一笑而別。詩人在《新生》憶迹該次重逢:「她那令人眷戀的幾聲問候,我的憤世嫉俗煙消雲散。慈愛如火,在我心中燃起。如果有人問起,我會回答, 那是一份添上謙遜的愛意!」
 
如果說,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位沈佳宜,毫無疑問,碧雅翠絲就是但丁心中的沈佳宜。

3年後,碧雅翠絲下嫁他人,對方出身銀行世家,二人也屬門當戶對。奈何,紅顏薄命,婚後3年,她就因病去世,享年僅24歲。據記載,她被安葬在聖瑪格麗塔教堂。不過,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,認為這只是他人一廂情願。


姑不論真相如何,時至今日,
聖瑪格麗塔教堂已成為一座愛情聖地。教堂室內不算寬敞,四周光線不足,卻彌漫一片祥和,氣氛莊嚴肅穆。悠久的歲月替它添上脫落的牆壁、斑駁的列紋與褪色的台階。曾去過不少歐洲的教堂,相比之下,這處沒有多餘的裝潢,沒有栩栩如生的精緻浮雕、沒有絢爛奪目的彩繪玻璃、也沒有巧奪天工的穹頂或拱頂。這座教堂顯得樸素無華,如同但丁那份純潔無瑕的愛。這也許是教堂設計者用心良苦,希望信徒能夠聚精會神,在心無旁騖下向上帝禱告。

教堂牆壁上鑲嵌一塊紀念牌,標示碧絲下葬於此。紀念牌旁邊有一竹籃,籃子裝滿了紙條。原來這𥚃有一項傳統,來訪者可以寫信給碧雅翠絲,以求願望成真。那些紙條全是給她的書信。多年來,無數痴男怨女、苦命鴛鴦在此禱告,祈求愛情能夠修成正果。祭壇上搖曳的燭光正幽幽訴說著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。
十三世紀末葉,佛羅倫斯政治鬥爭異常熾熱,忠於教宗的黑黨與追求獨立的白黨水火不容。1301年,黑黨人士掌權,到處殘害異己,作為白黨人士的但丁被當局放逐,直到終老也未能回到故鄉。他在過著顚沛流離的日子期間,完成了鴻篇巨著《神曲》(La Divina Commedia)

此為冗筆。唐代詩人崔護那首《題都城南莊》膾炙人口,孟棨借題發揮,寫了一則動人的愛情故事。話說某年清明,詩人崔護獨自去城外郊遊,走到半路,看到一戶人家,便上前扣門,應門者竟是一位桃腮杏臉的少女。崔護自報姓名,向少女討了一杯水。片刻後,少女從屋內端了一碗水,遞給詩人。二人四目交投,互生情愫。崔護回到家後,念念不忘該名少女。翌年清明,他重回故地,但大門已緊閉,他感到悵然若失,便在木門上題了一首詩後離去,詩曰:「去年今日此門中,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,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數天後,他按奈不住,於是又回到那間農舍。到了門口,屋內竟傳出哭泣聲。崔護敲門,一位老翁應門而出,問道:「你是崔護嗎?」崔護說是。老翁哭著說:「自從去年和你見面後,便鬱鬱寡歡,茶飯不思,前幾天,我們回家後,女兒看到門口的題字便一病不起,不久便去世了。這都是讓你給害死的!」崔護悲慟不已,他走入屋內,但見少女躺在床上,早已斷氣。崔護不禁悲從中來,嚎啕大哭。須臾,奇蹟出現,少女緩緩張開雙眸,她竟然死而復生,後來更與崔護成了親,皆大歡喜。(順便一提,二十多年前,台劇《人面桃花》中,男主角馬景濤所飾演的就是這位崔護。

納蘭容若詩言:「人生若只如初見, 何事秋風悲畫扇? 」。有云往事並如煙,對但丁來說,一切依然歷歷在目,如同初見。伊人的倩影,早已鑲嵌在他心靈深處,留下了永恆烙印。多年後,但丁在《神曲》裡,寫下自己和碧雅翠絲的「結局」。不過,他所寫的,並非如同崔護和桃花少女的團圓式結局。
 
在小說中,但丁幻想自己無意闖入一處黑暗森林,他遇見羅馬詩人維吉爾(Publius Vergilius Maro),後者陪伴他通過地獄與煉獄。這時侯,碧雅翠絲出現了,並引領但丁進入天堂,令他獲得救贖。
 
文人生命中的漣漪、波瀾、驚濤,種種失意、考驗、苦難,往往化成他們的繆思女神,讓他們破繭而出。

白先勇赴美留學期間,受到異國文化的衝擊,加上思鄉情切,令到他的文學創作漸趨成熟。

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,渡過了一段艱辛歲月,啓發他寫成《圍城》這套經典名著。

歌德(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)年輕失戀,以文字抒懷,寫了《少年維持的煩惱》(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)這部曠世之作。(延伸閱讀:《少年歌德的煩惱》)

歐威爾(George Orwell)與海明威(Ernest Hemingway)不約而同都經歷過西班牙內戰(Spanish civil War),二人將所見所聞,分別寫成《向加泰隆尼亞致敬》(Homage to Catalonia)及《戰地鐘聲》(For Whom the Bell Toes)兩部巨著。

但丁對碧雅翠絲的愛意,經過多年的昇華、發酵,愛人成了開啟天堂之門的天使,他自己獲得了救贖,《神曲》也得以茁壯成長。

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(下)

威尼斯大運河(Grand Canal)每天都是船來船往,那水面上泛起的點點白光,數百年如一天,突顯這座偉大水都生生不息。聖馬可廣場(St Mark’s Square)的大教堂莊嚴華麗,當年威尼斯共和國(Republic of Venice)的將士出征前及凱旋歸國後都會在此舉行彌撒。教堂內煙霧繚繞,朝聖者絡繹不絕,每逢旅遊旺季動輒要排隊大半小時方可入內參觀。教堂外,廣場鐘樓挺著腰翹首眺望遠方,不知它是否在期盼遊子早日歸家?廣場上的柱廊,張開雙臂,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到訪者。

遙想當年,這裡曾是世界貿易中心,其繁榮盛況,可勾勒出一軸西洋版的《淸明上河圖》卷畫。每逢交易季節,到處人聲鼎沸、接踵磨肩,街上出現無數穿上奇珍異服的人士,世界各地的商人都聚首威尼斯。市場上羅列了從各處採購的商品,黃金、琥珀、寶石、珍珠、銅、錫、絲綢、瓷器、棉花、羊毛、丁香、肉桂、胡椒、獸皮、象牙、木材,更有各種膚色的奴隷。各類數不盡的奇珍異寶,讓人目不暇給、眼花繚亂。另一邊廂,碼頭工人忙到不可開交、汗流浹背,他們忙著搬貨、裝貨、卸貨。靠岸及離岸的漿舶船實在太多划漿人小心翼翼,以防意外。河道上經常出現兩船迎面而來之情景,乍看之下似快要相撞,情況險象環生,但各船的划漿人則從容不迫,似乎互有默契,各人輕輕一撥其手中木漿,兩船擦身而過,一場意外頓時消融於無形,划漿人之手法實在妙到毫㒹。

《威尼斯商人》(The Venice of Merchant) 乃莎士比亞(William Shakespeare)最有影響力喜劇之一。劇中安東尼奧為了助好友早日與心上人結成秦晉之好,不惜向猶太富商夏洛克借貸,並向對方承諾,若逾期未未能還款,則割下自己身上一磅之肉以作還債。後來安東尼奧的貨船在海上遇險,他因資金週轉困難而逾期未能還款,被迫與夏洛克對簿公堂。後來劇情當然峯迴路轉,前者免收皮肉之災,其友亦順利完婚。此劇首演於1598年,當時威尼斯已開始衰落,但仍是地中海強權。多年來,此劇引來無數爭議(例如作者是否同情夏洛克、又例如安東尼奧之性取向),但有一點則無容置疑,當時威尼斯是的確存在商業法庭(當然割肉抵債多半是小説家言)。

根據黃仁宇教授所著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》,中世紀的威尼斯就已經有專門處理商業訴訟的法庭,稱之為Curia Di petizion,當事人可自僱律師。該書也指出,當時也出現類似股份制的投資,名collenganza。不但如此,該城更有滙款、信貸、海上保險、法律、經紀等商業服務。以上種種,威尼斯的商業制度,是走在歷史前端。

由於特殊地利環境,威尼斯耕地匱乏,因此沒有地主與佃農的階級對立情況。另外,水患頻繁,加上全城皆商,凡此種種,使到居民有共同價值觀念,也孕育了與封建制度大相徑庭的共和國。此共和國也並非現代觀念之共和國,其總督(即最高長官)並非全國一人一票選出,但也不是父傳子的世襲制度,而是議會中選出41名選舉人所選出。頗堪玩味的是,選出該41名選舉人的過程是非常稀奇古怪而又複雜繁瑣。

根據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》所述,當局會先在議會合資格的會員內抽籤而產生30人,此30人又要再抽籤淘汰剩9人,然後由這9人負責選出40人。下一步,該40人要抽籤淘汰剩12人,這12人要負責選舉25人。然後再下一步,這25人又再抽籤減至9人,此9人又要選舉45人。第四步,這45人又要再抽籤淘汰為11人,而這11人才負責選舉最終那41位選舉人。簡而言之,就是經過5次抽籤再加4次提名選舉,產生41位選舉人,最終才由這41位選舉人選出總督。

如此令人頭暈目眩的制度,就是為了防止有人操控選舉。另外,威尼斯人也制定不少規則,防範總督以權謀私或私通外敵。例如,總督接受禮物不可超出規定上限,而且不得與教宗及他國元首有私人信件來往。縱觀威尼斯共和國數百年歷史,其政局也大致和平穩定。

上篇提到,1204年4月,威尼斯人和十字軍攻入了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,洗刧一番。更最重要是,威尼斯趁勢控制了黎凡特地區(Levant,地中海東部、中東一帶),進一步擴大其貿易版圖。黎凡特自古就東西方貿易要衝。大航海時代前,大部分來自東方的商人先將貨物運抵黎凡特,然後再由意大利商人經地中海轉送到歐洲大陸各地。掌握了黎凡特地區,貿易航線自然也牢牢握在手中。當其他強權忙於攻城掠地,威尼斯人則集中精力擴闊其海上版圖。他們在亞德里亞海及地中海東沿岸地區建立殖民地或親威尼斯政權,並在這些地方興建港口、倉庫、船塢、要塞。克里特島(Crete)和塞浦路斯島(Cyprus)都曾經成為威尼斯殖民地。另外,他們又與其他國家締結友好外交關係,爭取設立自由貿易區或免稅區。他們會不顧教宗反對與異教徒來往、交易。他們曾得到蒙古人的允許,在黑海(Black Sea)的東北岸建立貿易據點。

威尼斯人的目的,就是利用其縱橫裨闔、靈活多變的外交政策(必要時動武),以壟斷貿易航運路及確保其暢通無阻。縱觀歷史,後來者如葡、西、荷、英、美等國之戰略,與威尼斯都有異曲同工之處。看歷史,也是為了鑑古而知今。

人有勝敗榮辱,國有興衰盛亡,威尼斯共和國也不例外。那麼,為何威尼斯會走向衰退?首先,人口不足是其弱點,最高峰也是維持十多萬,一場軍事敗仗利令其短時間內難以復原。十五世紀以降,來自中亞的奧圖曼帝國向西擴張,在地中海東部及巴爾幹半島擁有不少殖民的威尼斯自然首當其衝,雙方多兵戎相見。奧圖曼人口超過百萬,君主可以憑其意志徵召大軍壓境,秋天戰軍方,春天又來犯,今年打完,明年又捲土重來。相反,威尼斯就沒有如此國力,與奧圖曼交戰,前者往往力不從心,陷於被動和捱打,其貿易路線也受阻隔。1498年,葡萄牙人成功繞過非洲南岸,發現通往亞洲的新貿易航線,地中海作為東西貿易樞紐的地位漸漸式微。

十六世紀起,威尼斯在世界貿易的領導地位開始減弱。再下一個世紀,它從一個世界貿易之都逐漸轉營為旅遊城市。同一時期,這裡也成為富豪權貴留連忘返之地,城內到處充斥著紙醉金迷、聲色犬馬的場所。1797,拿破崙(Napoléon Bonaparte)兵臨城下,共和國走下歴史舞台。拿破崙倒台後,威尼斯又被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吞併,直至意大利建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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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:
黃仁宇著。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》,台北:聯經 ,1991。

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(上)

意大利「水都」威尼斯,是一個「對立」並存 、「矛盾」共融的城市。

首先,威尼斯街巷阡陌與運河水道縱横交錯,「陸地」與「水」是截然不同的概念,但該城是由兩者完美的交織在一起,儼然一匹華麗綢緞。居民每天的出入,也離不開「陸地」與「水」。

威尼斯的美麗不用多言, 另一方面其污染漸趨嚴重,由於其獨特地勢,難以建立完善的污水處理系統,城中不少污水未經處理下就排入運河。當你夏天乘搭貢多拉(Gondola)時,身子湊到水巷的水面上一聞,那陣陣撲鼻酸腐臭味令人窒息!

威尼斯的小橋流水令人想起中國江南地區的溫柔婉約,但那條貫穿古城的横向S形運河卻又豪邁雄渾。

古城區有不少廣場萬家燈火、喧嘩熱鬧,轉瞬間,你無意中竄進了一條冷清幽靜、燈火闌珊的小巷,當你以為前無去路,倏忽柳暗花明,原來小巷的尾端有一條岔路,沿著岔路向前走,眼前豁然開朗,原來你又回到那川流不息的廣場。

威尼斯的歴史,也是文明與野蠻並存。

話說羅馬帝國(Roman Empire)衰退後,歐洲陷入兵荒馬亂,遊牧民族四處搶掠。有一羣民眾被日耳曼人追殺,逃到意大利東北海濱地區,發現一潟湖,湖上有無數島嶼,衆人涉水逃到島嶼上避難。面對一望無際的湖水,敵人的騎兵也毫無用武之地。他們必須以船隻代步,但潟湖四周是石礁,而且有多處淺灘,不諳附近地理環境欲撐船而入,船隻必定擱淺。日耳曼人唯有望「湖」興歎。潟湖令眾人逃過一刧,從此以後,他們就在島嶼定居,成為威尼斯人的祖先。

潟湖雖然提供了天然屏障,但四周缺農地,不能種植農作物,而且資源匱乏,潮漲帶來水患之憂,生活條件艱苦。地無立錐的威尼斯人以水為友,以船為伍。他們最初為漁民,其後從事鹽及小麥的貿易。漸漸地,他們的漿帆船越去越遠。在那浩瀚無垠大海上,危機重重,威尼斯隨時要面對那巨浪咆哮、狂風呼嘯、暴雨敲打、嚴冬來襲、烈陽毒照、瘟疫肆虐、飢渴交逼,甚至海盗覬覦。他們也一一克服難關,生意如雪球越滾越大,最後壟斷了貿易,成為地中海霸主,寫下了威尼斯共和國(Republic of Venice)的海上傳奇。

威尼斯原本臣屬於拜占庭帝國(Byzantine Empire),後者自四世紀從羅馬帝國分裂出來,成為地中海以東的強權。不過,三十年河東,三十年河西,十世紀以降,拜占庭逐漸衰落,反之威尼斯因貿易致富而日漸強盛。兩方勢力此消彼長下,拜占庭甚至要依頼威尼斯戰艦保障其海岸線安全。

威尼斯拿下了達爾馬提亞(Dalmatia,即現今克羅地亞南部沿岸地區),取得亞德里亞海的控制權。該地極具戰略價值,既有優良的海港,還有茂密的的森林,為威尼斯提供大量上等木材以製造穩固的船隻。

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(Constantinople,今土耳其伊斯坦堡)處於歐亞交界處,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貿易的主要市場,大批威尼斯人在此經商。拜占庭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劃下了一個區域,允許威尼斯商人定居和從事貿易。拜占庭和威尼斯原本就互不信任,再加上文化習俗差異、信仰衡突、利益糾纏,矛盾不斷。拜占庭人視威尼斯人為沒有文化修養的暴發戶。威尼斯人則認為對方以大國自居,目中無人。日子久了,嫌隙漸深,裂痕也難以修補。

1201年,羅馬的使者來到威尼斯會見總督丹多洛(Enrico Dandolo),與其商討一筆大生意。原來教宗英諾斯三世(Innocent III)欲號召第四次十字軍東征,十字軍須依靠威尼斯人的船隻、補及與航海技術跨越地中海。丹多洛雖已年介九十,且早已失明。他仍然高瞻遠矚、雄才大略。他再三躊踷,決定參加這場豪賭,他向使者開出條件:威尼斯為十子軍三萬名步兵及四千五百名騎提供船隻、補給,費用九萬五千馬克。另外,威尼斯又免費提供五十艘武裝船隻,條件是與十字軍對分戰利品。使者答應了條件,雙方簽約。

兩年後,威尼斯已經準備就緒,問題出在十字軍那方。原來,羅馬簽約的使者過度樂觀,應教皇號召的士兵遠低於預期,雪上加霜的是,十字軍所籌得奉獻捐款也僅得三萬多馬克。丹多洛叫苦連天,他是多番唇舌才遊説威尼斯人參加這宗交易。這兩年來,威尼斯暫停了所有商業買賣,傾全國之力,日夜趕工,籌備了十字軍所需物資。如今對方付不起費用,不但丹多洛名譽掃地,威尼斯也面臨破產危機。

丹多洛心生一計,他向十字軍將領提出,只要你們協助攻下扎拉 (Zara),還款期可以延緩。扎拉位於達爾馬提亞地區,原本臣服於威尼斯,最近投靠匈牙利,令威尼斯人震怒不已。扎拉是基督教國家,假如十字軍出兵討伐,那便是自相殘殺了。十字軍將領為了避免東征泡湯,唯有硬著頭皮,攻下扎拉,並洗刧一番。

攻下扎拉不久後,拜占庭皇子主動聯絡聯軍,聲稱其伯父奪了父皇伊薩克二世(Issac II)的皇位,他要求十字軍與威尼斯人出兵協助其奪回帝位,並承諾事後必定有重酬。丹多洛見奇貨可居,再次施展其伶牙利齒,再次以利害關係説服十字軍將領出兵。十字軍為了盡快還款,唯有答應這筆交易。拜占庭帝國乃東正教國家,與羅馬天主教雖屬不同宗派,畢竟也信奉基督。事情發展至此,該東征已經完全變質。

聯軍攻入君士坦丁堡,救回伊薩克二世,皇子也藉此登基,成為阿歷克塞四世(Alexios IV),於是出現了兩位皇帝共治的局面。

事情仍未解決。為了還清債務,阿歷克塞四世向開徵稅項,又命人四處搜刮教堂財物。君士坦丁堡居民心生不滿,而且對於聯軍造成的破壞怨聲載道,加上多年來和威尼斯人積下的恩怨仇恨,導致局勢變得不可收拾。

不久後,宮廷發生政變,新皇帝阿歷克塞五世(Alexios V)拒絕償還聯軍欠款,聯軍終於老羞成怒,於1204年4月再次攻陷君士坦丁堡,連續三日四處搶掠、擄刧、姦淫、殺人、放火,造成空前浩劫。

1860年,英法聯軍洗劫北京圓明圓,大文豪雨果(Victor Hugo)抨擊:「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, 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。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幹的事情。將受到歷史制裁的這兩個強盜,一個叫法蘭西,另一個叫英吉利。」差不多600年前,君士坦丁堡也來了兩個強盜,一個叫十字軍,一個叫威尼斯。

威尼斯人從君士坦丁堡取回大量黃金、珠寶、名畫、器皿、雕塑,最具象徵意義的是,他們將搶掠回來四匹青銅駿馬雕塑,鑲嵌在聖馬可大教堂(St Mark’s Basilica)的正門上,時至今日,此四匹駿馬在教堂內展出,正門上的仿制品,仍在拔足翻騰、仰天長嘯,炫耀當日的「勝利」。(請看下篇)

 

 

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

東京上野曾是人文薈萃、文風昌盛之地,當年無數文人墨客、知識分子、藝術家在此流連。時至今日,上野仍然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,區內多間博物館、美術館林立,學界翹楚東京大學也近在毗鄰。

有一座紀念碑靜靜地佇立在上野1丁目的一隅,碑上刻著「可否茶館跡地」。

可否茶館是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,由鄭永慶於明治21年(1888年)創辦,紀念碑的位置就是當年咖啡館開業之地。不可不提,這位鄭永慶原來還是鄭成功的後人。話說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在日本九州認識了女子田川氏,田川氏先後誕下二子,長子鄭成功隨父親回到中國,而胞弟則留在日本生活,改名為田川七左衛門,鄭永慶便是其後代子孫。

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為明治維新時期,政府推動全面西化,西方的新思想、新觀念、新制度、新事物如滔滔江水湧入國內。在這股風潮下,鄭永慶把握機會,自海外引入了咖啡豆,開設了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,名可否茶館。胡川安所著的《和食古早味: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》提到,鄭永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,並曾去過倫敦和巴黎。他深受歐洲的咖啡館文化吸引,希望可以在日本依樣胡蘆,打造出一個文化沙龍。

可否茶館不僅售賣飲料,還提供娛樂設施。與我同行的日本友人解釋,茶館有兩層,樓上提供飲料,樓下如同會所,不但提供西方書籍、雜誌、報紙,客人更可以玩樸克牌、撞球、木球、圍棋、象棋等。

朋友繼續說,可否茶館每杯咖啡的售價為一錢五厘,加入牛奶的咖啡則賣二錢。當時一碗蕎麥麵售價為八厘,換言之,一杯咖啡差不多是一般老百姓兩頓飯的價錢。高昂的售價另消費者卻步,加上鄭永慶不善經營,咖啡館最後倒閉了。他也因為債臺高築而遠走美國,最後鬱鬱而終。

也許當時鄭永慶是太超前了,公眾仍未接受咖啡此等新奇事物。差不多二十年後,咖啡才逐漸普及,明治44年(1911年),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,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,因生意理想,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,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!Cafe Paulista在關東大地震成了頹門敗瓦,70年代從新開張,現今仍在銀座八丁目營業,門口面向那條車水馬龍、熙來攘往的中央通,裡面是懷舊復古的裝潢,仿若時光回到數十年前,據說約翰連儂(John Lennon)和大野洋子曾是座上客。

大正、昭和時期,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張,不僅為市民提供家庭和工作以外的第三個空間,而且也向日本國民傳播西方文化,協助推動西化運動。

我常光顧的咖啡館是Salon de thé François (フランソア喫茶室)和築地,兩店都位於京都,同樣在昭和9年(1934年)開業,至今仍保留創業初的面貌。

如同上述兩店,那個年代,不少咖啡館外觀都是仿西洋建築而設計,入口有金屬花紋欄扞、窗框配上金屬花紋、室內有花邊窗簾、馬賽克彩繪玻璃、拱門、古希臘圓柱式、深棕色桌椅,木椅還會鑲上紅絨椅背及紅絨坐墊。侍應會為顧客提供鍍銀茶匙和刀叉、陶瓷器皿、水晶煙灰缸。墻壁鑲嵌上玻璃鏡、衣物勾架,油畫,甚至有倫敦或巴黎的街道地圖。天花板懸掛風扇、吊燈。咖啡館除了有不少西洋書籍、報章雜誌,還向顧客展示大量新事物新玩意,例如咖啡磨豆機、電話、時鐘、照相機、沸水壼、大理石雕塑、鋼琴、留聲機、油燈、洋燭臺等,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館。

每趟去日本,我很喜歡前往咖啡館,享受一段愜意休閒的時光。咖啡館從早到晚不歇地播放西洋古典音樂。室內播放悠揚悅耳的《藍色多惱河》,我手上的茶匙會在杯中輕盈起舞。當音樂轉為慷慨激昂的《新世界交響曲》第四章時,茶匙跟隨音樂拍子敲打咖啡杯。隔了不久,當耳邊響起那迴腸盪氣的《月光奏鳴曲》,它又禁不住深情地與茶湯纏綿不休。

這類的咖啡館一般被稱為喫茶店(kissaten),年青一輩是比較少光顧了。

説完了咖啡的故事,現在要講西洋料理了。

日本最早期的西餐廳只是為了拓待西方國家來的外交人員、商人及賓客。後來政府決定全面西化,提倡「文明開化」和「富國強兵」。西餐被認為是文明的象徵,政府官員又認為西方人所進食的肉類及乳製品含有大量蛋白質,有助於士兵鍛練强健的體魄,以抗衡西方列強入侵。因此,當局鼓勵民眾改吃西餐,並多吃肉類及乳製品。

問題是,日本已推行肉食禁令多年,上至皇親國戚,下至販夫走卒,除了魚類外,其餘肉類一摡不吃,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觀念非一朝一夕可改。天皇首先解除了肉食禁令,自己也「身先士卒」領頭改吃西餐,法國料理也成為皇宮的正式料理。

明治5年(1872年),西餐廳精養軒開業。原田信男教授所著《和食與日本文化:日本料理的社會史》指出這家精養軒是「西洋料理在日本的發祥地」。該餐廳不但培訓了料理師,更要教授宮中女官們餐桌禮儀。該書還道出一則有趣故事。原來當年日本海軍也鼓勵士兵在精養軒進食西餐,每到月尾結算士兵脹款時,在精養軒消費不足下限者會遭受批評!為了推廣西洋料理,海軍可謂用心良苦。

精養軒起初在築地創業,關東大地震後毀於一旦,位於上野的精養軒便搖身成為總店。時至今日,精養軒仍然深受老饕追捧,不少達官貴人喜歡在此用餐宴客。須便一提,精養軒與海峽兩岸也頗有淵源。從朋友口中得知,1914年,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,便是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前身,該黨的成立典禮便是在築地精養軒舉辦。

經過政府不遺餘力推動數十年,西洋料理才在日本社會紥根。這段期間,卻意外洐生了「洋食」(Yoshoku)。當日本剛引進西洋料理時,材料匱乏、而且懂得烹調西洋料理者更屬鳳毛麟角,能夠享用正宗西餐者非富即貴。為了滿足平民百姓的需求,有餐廳自行改良食譜,將肉類、馬鈴薯烹調出適合本地人口味的菜餚,是為「洋食」。故此,所謂「洋食」,並非指西洋菜餚,而是經過本土化的異國風味,乃日本料理的一脈,情況與廣州香港的醬油西餐(或稱豉油西餐)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最常見的洋食,包括漢堡扒、蛋包飯、咖哩飯、可樂餅及個人最愛的炸豬排。

炸豬排這道經典料理,是由東京的煉瓦亭所創。煉瓦亭開業於眀治28年(1895年),歷久不衰,至今仍在銀座的3丁目營業。據說日俄戰爭期間,軍方大量訂購牛肉,民間牛肉供不應求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,推出獨特的炸豬排,以天婦羅深油炸(deep fat frying)的方式,外層酥脆,內層鬆軟,配以高麗菜、白飯、味噌湯,結果大受好評,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。

西洋飲食當然少不了麵包。甫一開始,日本人不太接受以小麥製成的麵包。明治七年(1874年),木村屋木村安兵衛創作了紅豆餡麵包,從此改寫了歷史。根據茂呂美耶的《明治日本:含苞初綻的新時代、新女性》透露,麵包普遍用啤酒花種發酵,但日本國內很難找到啤酒花種,而消費者也不大喜歡此種口味。安兵衞靈機一觸,想到以日本的酒種代替啤酒花種,並在麵包內加入國人喜愛的紅豆餡。天皇與天后試吃後讚不絕口,從此麵包逐漸被普羅大眾接受。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,樓下售賣各種麵包,樓上為咖啡室。顧客可以在咖啡室吃到熱烘烘的紅豆餡麵包。那鬆軟可口的麵包和清新嫩滑的紅豆餡,令人一試難忘。

尋覓歷史味道,也是一件令人稱心愉悅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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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岸咖啡館》
《聖馬可廣場咖啡館》
《那些年,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》

 

 

 

 

 

參考資料:
茂呂美耶著。《明治日本:含苞初綻的新時代、新女性》,台北:遠流 ,2014。
原田信男著。劉洋譯。《和食與日本文化:日本料理的社會史》,香港:三聯,2011。
胡川安著。《和食古早味: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》,台北:時報,2015。